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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不再依赖单一文本，而是在多媒介之间的互动、重构与再生产中完成。图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三体》剧照。资料图片
【面面观·新媒介与文艺经典化】
对经典化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既传统又现代。说其传统，是因为即便没有使用“经典化”这一专业术语，人们始终关切着同样的核心问题：何为值得保存和传承的文学价值？依据何种标准进行甄选？又如何确立与维护其典范地位？这些追问早已在无数次文本筛选与理论争鸣中沉淀为深厚的传统，并成为文化传承的依托。说其现代，则是因为时代变迁使得经典赖以确立的基础、标准与意义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每个时代都不得不重新理解既有经典，并建构属于本时代的经典。
或许是受理论阐发的限制，不论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从经典的内部美学特质方面来论证经典的合法性)还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经典是由外部因素“生产”出来的），似乎都较少将媒介纳入专门讨论的范围。前者执着于探寻文本内部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后者则聚焦于权威界定、机构运作和社会历史语境等外部力量。两者虽观点不同，却共享着一种潜在的预设：将“文学”视为一个相对自足、边界清晰的意义载体，将媒介简化为透明的传输管道。正是对媒介维度的忽视，使得我们难以充分理解文学经典化这一复杂现象在媒介技术变革的当下所面临的深刻挑战与全新可能。
文学经典化是不断媒介化的过程芝麻配资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历史选择与时间积淀的结果，这一过程自始至终与媒介技术发展史紧密交织。
最早，媒介的确只是附载文本的简单物质形态，甲骨、竹简、绢帛、石碑实现了古代典籍文本的固定化，纸张则极大地扩展了经典文本的存续能力。可以说从一开始媒介作为一种载体就与经典文本如影随形，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经典化的初始状态，深刻规约着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固化着文本的形态、长度、结构乃至美学特质，也必然固化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知。
但是，媒介技术和媒介载体的变革总在不断改变关于经典的“固化”。每一种新媒介给文学经典带来的绝非简单复制，而是对文本的一次物质性重写和精神性重塑。传播学者把此类新媒介对旧媒介形式与内容的创造性转化称为“再媒介化”，从印刷文本到影视作品再到网络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只有经历持续的“再媒介化”以适应新的媒介技术环境，才能在动态的媒介生态中保持意义的延续。
此外，媒介不仅仅是社会信息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还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经典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持续地被阐释中得以丰富和更新。文学阐释活动本身高度依赖媒介化实践——印刷媒体时代的期刊发表、文学史书编写、报刊专栏、教科书的入选与课堂教学；广电影视媒体时代不断翻新的影视剧拍摄版本和影视评论；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学社区中的诸多二创、讨论与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解读等等。不胜枚举的多样化媒介实践，不断地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阐释、评价、改编和再生产，赋予经典文学新的文本样貌、时代内涵与文化价值，每一次媒介实践都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一次有力确认和拓展，是经典得以常新的“反复生效”的关键环节。
因此芝麻配资，媒介并非经典文本简单依附的“中介”，而是积极参与其意义生成、价值认定与历史传承的核心能动者与重塑者。当媒介化丝滑地嵌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生命力不断被激发。套用美国学者约翰·杜威描述社会与媒介的名句，我们几乎可以说：文学经典不仅因媒介作用下的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文学经典反作用于每一代“新媒体”
然而，媒介变迁与文学经典作品的关系并非单向度，媒介在形塑文学经典的同时，文学经典也反作用于媒介环境与媒介内容体系。这种反作用突破了文学经典与媒介看似“物”与“物”的关系，彰显在二者所搭建和影响下的“人”与“物”及“人”与“人”的社会互动场域中。
文学经典是每一代新媒体初始“启动”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其最可倚重的内容资源，是每一代新媒体文艺作品中最有分量的部分。经典文本凭借其积淀的文化权威、美学范式与价值内核，凭借历经时间淬炼的复杂而精巧的故事内核——成熟的人物塑造、戏剧冲突、主题深度与情感共鸣，为新媒体内容生态提供了叙事的“高起点”与“安全区”。不管新媒体在技术上引入的是声音符号、视觉符号还是社交场景，不管新媒体在产品形态上带来的是广播剧、影视剧、短视频还是互动游戏，文学经典的新媒体改编不仅推动了自身“经典化”的历史演进，也成就和丰富了作为载体的新媒体。
文学经典的新媒体改编、跨媒体转化不仅赋予新媒体内容历史纵深与阐释厚度，而且正是因为文学经典的广泛群众基础，经典改编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和用户参与进来，触发公共讨论，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公共议题，促进了广播电视、影视剧、社交媒体、网络文学创作社区、游戏社区等众多新媒体成为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媒介因此也成为不同代际、阶层、价值观群体围绕经典意义展开讨论、辩论的社会互动平台，经典本身则成为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枢纽。
文学经典的新媒体实践过程也在动态中塑造用户的审美期待与文化素养，用户对新型文艺作品叙事逻辑、人物复杂性、思想张力及语言质感的特定审美期待，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压力，倒逼媒介生产者提升内容品质，驱动媒体展开“适应”文学经典特质的产品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媒介生态向更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方向演进。正如近年来短视频平台兴起了一类解读经典文学作品的“长视频”内容，在一切内容“短视频化”、碎片化的当下，这类在短视频平台上被称为“超级内容”长视频格外引人关注。比如，2024年，有博主发布了450分钟解读《红楼梦》的长视频，播放量超过3亿次。此外，160分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343分钟的《盗墓笔记》、1000分钟的《雍正王朝》、240分钟的《白鹿原》、226分钟的《三体》等长视频内容被相继推出并获得用户好评。据统计，2024年某短视频平台上累计发布了3.2亿分钟的超长视频，超过30分钟的长视频同比增长207%，播放总量同比增长210%。文学经典长视频正以独特的文化承载力突破娱乐化内容的重围。
打造属于媒介化社会的新文学经典
当我们从媒介的视角探讨文学经典化问题，就会发现文学经典与媒介从来都紧密联结在一起：媒介化拓展了经典的传播半径与生命时长，经典则为媒介提供了持久的文化内容与价值支点。如今，数字媒介时代也被称为“深度媒介化社会”，这意味着万物皆媒、媒化万物，意味着社会各领域的运行都被媒介技术所重构，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媒介环境成为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内在结构条件。因此，文学经典化路径除了“本质论”和“建构论”之外，也必然要遵循数字媒体塑造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内在机理而展开，从而打造属于媒介化社会的新文学经典。这类新文学经典，不仅仅要满足传统的“经典”内核，恐怕还要探索属于媒介化时代的新经典特质。
第一，新文学经典将是跨媒介形态的新叙事网络。数字时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不再依赖单一文本，而是在多媒介之间的互动、重构与再生产中完成。数字平台、影像化传播、互动式文本、沉浸式虚拟空间等，构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多维叙事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不再是唯一的叙事载体，而是与声音、影像、代码、互动机制等共同组成一个跨媒介的叙事网络。比如，《三体》中“智子锁死科学”“黑暗森林法则”等情节和意向，不仅出现在原著和影视化改编中，还在科普视频、网络段子、短视频解读被多元化呈现，经过跨媒体的演绎，文学经典的情节与叙事单元趋向于具备可流动性——作品中的情节、人物、意象可以在不同媒介间自由迁移与再加工，形成适合多媒体形态的开放而可生长的叙事网络。
第二，新文学经典还是用户参与共创的文化精品。当前，文学经典的生产已由创作者中心模式转向开放的、多层次的协作过程，而广大的互联网用户成为其中的多角色参与者。用户是创作链条的延伸者，他们通过同人创作、衍生短视频等方式，将原作延伸为一个可持续生长的叙事体系；用户还组成文学作品最广大的价值评价体系，在数字平台的舆论场中，用户的弹幕调侃、专题讨论、评价评分与审美判断，不仅影响作品的公共形象，也反向塑造了创作者的后续生产方向。总之，新文学经典的内涵不再由作者和专家界定，而是在读者社群、跨平台社群甚至跨语言社群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和重构。新的文学经典化更来自多元文化视角下的集体阐释。
第三，新文学经典也要是“叫好又叫座”的文化IP。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文学经典的生成逻辑已深度嵌入文化产业的运行体系。新文学经典只有同时兼具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成为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叫好又叫座”的文化IP，才能完成“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平台化与流量化的媒介结构中，文学作品通过影视改编、游戏化拓展、周边衍生品、演艺活动等多元化的产业链，不仅为创作提供物质支撑，也保证了作品在公众视野中的持续曝光与影响力积累。同时被文化领域与市场领域认可的作品，才能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立得住、传得开、流得远，才能成为新时代的新经典。
因此，当我们重返文学经典化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答案已悄然发生深刻改变。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文学经典化，其本质已超越传统意义上对单一文本“永恒美学价值”的静态认定或单纯外部评价机制的塑造。经典的生命力与合法性，正日益生成并维系于一个动态的、跨媒介的、集体参与的“反复媒介化”实践之中。新媒体时代并未消解经典的价值追问，而是重构了其生成与存续的底层逻辑：经典不再仅仅是穿越时间长河的“不朽丰碑”，更是活跃于当代媒介实践，不断被激活、被重写、被共享的“活的传统”。
（作者：鞠宏磊芝麻配资，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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